第六十九章 洗牌 (第2/2页)
袁可立和毕自严到苏州那天，天上下着细雨。沈鹤鸣在阊门外接他们，身后跟着单怀安和几个忠义社的人。沈鹤鸣把四府税源底册从三清殿香炉下取出来，双手递给袁可立。底册用黄绫包着，封皮上盖着司礼监的朱印，翻开之后是密密麻麻的田亩登记记录——每一亩地的位置、面积、应缴税额，都用正楷写得分毫不差。这是魏忠贤留下的全套税源档案，从苏州到松江，从常州到杭州，四府的田亩底册一页不少。
袁可立把底册翻了几页，合上，问沈鹤鸣：“徐文璧那十七家士绅，现在什么态度？”
沈鹤鸣说，徐文璧写了联名信，说魏忠贤已死，田亩清丈应重新核定。实际上他们不是在争清丈，是在拖——拖到朝廷没人管了，隐田就能继续隐下去。复社的钱谦益派人去谈过两次，都被挡了回来。
袁可立把底册交给毕自严，让他在苏州分号逐笔核对龙门账，然后对沈鹤鸣说了一句话：“告诉徐文璧，三日后我在苏州府衙等他。他不是要重新核定吗？我给他核定——按龙门账的格式，一亩一亩核，一笔一笔对。他不来，就是抗税。抗税的后果，他知道。”
瞿式耜是在袁可立到苏州的第二天登门拜访的。这位皇家银行南方总办抱着一摞龙门账账册进来的时候，袁可立正在和毕自严对坐喝茶，看见他手上的账册，放下茶杯站起了身。瞿式耜在户科给事中任上骂遍六部，连黄立极都不放在眼里，但对袁可立却极为恭敬——不是敬他的官位，是敬他在登莱巡抚任上替国家守住了辽东沿海。
“袁大人来得正好。”瞿式耜把账册放在桌上，翻开最上面的一本，“苏州府这一季的税银，账面上短了三千两——不是没收上来，是收上来之后在府衙的转拨环节上被人卡了三天。三天里这笔银子在谁手里，下官正在查。”毕自严接过账册，翻到那一页，手指顺着进缴存该四栏逐行往下划，划到“该”栏时停住了。瞿式耜的账记得极细，每一笔转拨都标注了具体时辰和经手人，三千两银子在转拨环节上被卡了三天——这三天里银子还在苏州府衙的账上，但不在皇家银行的库房里。银子在账上而不在库房里，就意味着有人能在三天里用这笔银子做任何事。毕自严抬头看着瞿式耜，说了一句话：“这笔银子最终到了谁手里，下官在户部见过类似的账。只要龙门账的格式铺开了，每一笔转拨都有据可查——查到最后一环，自然就知道是谁。”
三日后，苏州府衙。
袁可立坐主位，毕自严坐副位。瞿式耜抱着一摞龙门账账册坐在左侧，沈鹤鸣站在右侧，手里捧着四府税源底册。单怀安站在门口，腰间别着刀。徐文璧带着十七家士绅的代表到了，在堂下站了满满一排。他们中有的人穿着举人服饰，有的人穿着贡生的青布袍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被冒犯的矜持。
袁可立没有寒暄。他翻开税源底册，念了第一行：“松江府徐文璧，名下隐田四百亩，天启七年至崇祯二年应缴税额共计银一千二百两，已追缴。徐文璧不服，联名上书要求重新核定。”他把底册合上，抬起头看着徐文璧。“我今天就是来替你重新核定的。你有多少田，就按多少田交税。多一亩，我退给你。少一亩，你补给我。毕大人带来了户部标准格式，瞿大人带来了苏州分号的龙门账册——你的每一笔税银，从苏州解到京城，每一道手续都有据可查。”
徐文璧的脸色变了一下。他以为袁可立会像魏忠贤一样派税监上门锁人——那样他就有理由联合士绅上疏弹劾。但袁可立没有锁人，他带来了账册。账册这东西，不能弹劾。
毕自严站起来，把龙门账格式摊在桌上。进缴存该四栏分列左右，每一栏的抬头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他对徐文璧说：“徐员外，你的四百亩隐田，从今天起按龙门账格式逐笔登记——田在什么地方，面积多少，每亩应缴多少税，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。你觉得有误，可以自己来查账。苏州分号的账册每月公开，任何人可查。”
瞿式耜翻开一本龙门账册，念了上一季苏州府的税银差错——精确到铜板，每一笔都追到了具体经手人。念完之后他把账册合上，说了一句：“下官在户科给事中任上弹劾过的人，比今天堂上站着的人还多。徐员外要是不服，下官可以陪你对账——一笔一笔对，对到天亮下官也奉陪。”
沈鹤鸣拿出松江徐文璧田亩异议记录，放在桌上。单怀安站在门口，说了一句：“单家的镖旗挂出来了，江南地面上没人敢劫。银子走苏州分号直拨入京，沿途不用各位操心。”这话说得不轻不重，但每个士绅都听懂了——税银的押运已经由忠义社接手，单家的镖旗就是保证。
徐文璧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：“田是国家的田，税是国家的税。袁大人既然带了账册来，徐某认账。”他转身走了出去，十七家士绅的代表跟在后面，鱼贯而出。
袁可立把底册合上，对沈鹤鸣说了一句话：“从今天起，苏州府税银走苏州分号直拨，复社继续清丈田亩，账目每月公开。苏州是头一个，松江、常州、杭州，照此办理。”
消息传到京城时，朱由检正在乾清宫批阅陕西的军报。袁可立的密奏写得很简练：苏州已按新制运转，松江徐文璧认缴隐田税银，常州、杭州清丈进度加速。江南四府税银，从本季起走苏州分号直拨，龙门账列支，复社配合清丈。另附毕自严的一封短笺——龙门账格式已在苏州分号落地，下一季起四府全部改用新格式，户部可随时派人来核账。
朱由检把密奏看了两遍，搁下，靠在椅背上沉默了一会儿。窗外是崇祯二年腊月的天，乾清宫里的炭火烧得很旺。江南的税收，从魏忠贤手里交到了袁可立和毕自严手里，从太监的令牌变成了银行的账册。以后江南士绅再想抗税，他们面对的就不是东厂的番子，而是龙门账上的数字——每一个数字都有来路有去路，每一笔税银都能追到具体经手人。
他提起朱笔，在袁可立的密奏上批了一行字：知道了。着苏州分号将龙门账格式逐季报送户部，江南四府一体照办。